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作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药食两用物品是我国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防治慢性病和健康管理关口前移的物质基础之一，也是我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参与全球健康治理的重要载体。在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时代背景下，通过东西方跨文化交流丰富药食两用物品的知识体系，推动药食两用物品的研究进展，是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的具体实践，有助于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和人类福祉提供有力支撑。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药食同源和营养健康产业发展。2016年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今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提出建设优质高效的中医药服务体系，丰富中医药健康产品供给，拓展中医药健康旅游市场等重点任务。药食同源产业作为中医药发展不可分割的部分，成为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有力抓手。

随着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转变，人类基本的健康需求由以往疾病治疗转变为疾病预防、养生保健等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当前慢性疾病呈高发趋势和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健康中国建设的挑战，也是维护人类健康面临的共同挑战，而慢性疾病的康复治疗和延缓衰老，通常需要长期的调理。

研究表明，可通过饮食预防老龄化相关的疾病。一些药食两用产品中含有的黄酮等多种天然成分，通常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疲劳、改善睡眠、防治多种慢性疾患及抗衰老等功效。不仅如此，通过引导科学膳食，促进晚得病、少得病，在节约有限的卫生资源和医保资源、应对社会老龄化进程加快等方面，药食同源产品都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主要国家的药食两用植物约有3000多种。中国有药食两用植物超过1200种，用于药品、保健品、特医食品、新食品原料、药膳、化妆产品等多个方面。药食两用物品作为中医药和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独具特色的健康资源和巨大的经济资源，更是健康中国建设和大健康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元器件”。

我国高品质药食两用产品供给不足，药食两用物品品种范围较窄，进口注册或备案产品又相对较少。同时，对药食两用物品的科学研究不深，投入成本偏低，在国际贸易中缺乏竞争力。面向国家中长期发展，我国原有的药食两用物品名单、法规政策以及科研力量已难以适应国际国内经济双循环新形势需求，增加了中西方关于药食两用物品跨文化交流的障碍。

东西方药食两用物品的知识体系和食药习惯存在明显差异。由于东西方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人们所处的地理环境、人的体质和环境中的资源具有巨大的生物文化差异，因而人们的食药习惯也产生了明显分歧，对药食两用物品建立了各自的认知标准和知识体系，对同一药食两用物种或亲缘相近物种的使用方式、使用目的和食用方法不尽相同。我们邀请了西方食药专家对我国“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101个品种进行了评估，结果发现仅有53种在西方国家亦作为健康食品、香料或药物使用，而我国常用的黄芪、金银花等并未被使用。某些共用的品种，其用法和用途也有不同。比如银杏，中国常用其种子，欧洲则常用其叶片及叶片提取物；再如山楂，中国常用以促进消化，而欧洲则主要用于心血管系统调理。此外，我们评估了美国植物源膳食补充剂2020年畅销榜前40位的物品，仅有14种为中国常用。

东西方药食两用物品不同的监管标准增加了交流沟通障碍。受到几千年来传承的“药食同源”理念的影响，特别是以中医药健康理念影响，我国对药食两用物品的定义中，食品的理念往往被赋予药用的作用。而西方国家对药品和食品，以及药食两用物品的理解是相对分离的。药食两用物品在其它国家主要以膳食补充剂、功能性食品等归类管理，同一物品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法规和管理方式存在较大差异。例如，我国常用的山药、百合和大枣等，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却不用；人参在中国可作为保健食品、食药物质、中药材等管理，而在欧美则以膳食补充剂管理；贯叶金丝桃在欧美可作为膳食补充剂或注册草药，而在中国仅能作为药材使用。

东西方国家都有在饮食中使用草药以保持健康的传统。正如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强调的“让食物成为药物，让药物成为食物”，体现了西方在饮食中也常使用草药维持健康的哲学和医学基础，这就为各国互联互通提供了广阔的交流空间。在中西跨文化交流中，丰富药食两用物品的知识体系，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深化政府和国际组织药食两用的合作。求同存异，采用更多权威的媒介传播渠道，逐渐消除政府和国际组织间关于药食两用物品的质疑，在最大的范围内谋求关于药食两用物品的科学认同。在增强文化自信，传承我国优秀药食文化和思想内涵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有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合作协议，将药食两用物品纳入更多国家的主流卫生体系。

搭建药食同源学术交流的国际平台。加强对药食两用物品科学研究的资金投入，开展药食两用物品的文献、临床及社会应用状况的调查、分析和评估，加快关于药食两用物品研究的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建设，从整体上提升科学研究的水平。充分利用中国建立的国际合作机构和联合实验室，如中国－东盟传统药物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增进中国和“一带一路”伙伴国家、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对话交流，推动药食两用物品的文化认同和科学合作，塑造更有普遍性共识的话语体系。

制定规范的药食两用物品管理标准。要完善药食两用物品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在管理办法修订和名词统一化过程中，注意与国外相关名称衔接，使药食两用物品相关名词更加规范，便于国际沟通交流、贸易往来和进出口管理。积极参与药食两用物品国际标准化建设，建立互认的药食两用物品原料和产品标准规范体系，减少不同地区间因管理差异带来的交流障碍。

推动药食两用物品相关产业发展。要鼓励企业以药食两用物品为原料开发各种相关产品，提高产品精深加工能力，树立更多有影响力的药食两用民族品牌，提升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话语权和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推广并延伸药食两用物品的应用领域，提升食物和环境安全水平，拓宽药食两用物品的生物资源，挖掘更多种类的药食两用物品。

切实推动高附加值药食两用产品走出去。在加强各国的互联互通过程中，扩大我国药食两用物品的进口品种，增强“经济双循环”动力。同时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充分发挥药食两用物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在药食两用物品的跨文化交流中探索更大的发展空间。